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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一点上，中国值得与美国作比较。1997年，全国人大通过的《公路法》首次提出以“燃油附加费”替代养路费，但这一建议一再遭到否决和拖延，这为后来各地自筹资金修路，提供了动力和空间。不难设想，如果全国高速公路网的资金都集中在一个大池里，那么对这个池子里的资金的争夺，将带来巨大的浪费；而高速公路的设计和建设，也将变得低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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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是第一资源。可在现实中，其他资产流失可能还会追究责任，但人才流失基本上“流就流了”，最多也就激起几朵浪花。这是一个值得正视的现象，既然承认人才是资源，而且是第一资源，那么人才流失就应该属于资产流失，重要人才流失就属于重大资产流失，就应该追究单位领导责任。恐怕也只有如此，才会形成重视人才的氛围，人才的生存处境才会得到改善。

2015年上半年，中国开启了地方债务置换，延续了利率中枢2014年以来的持续下行，直至2016年底在金融去杠杆的冲击下大幅抬升，此时债务置换完成率已达62%。图3：日本的量化宽松与国债收益率资料来源：WIND，天风证券研究所图4：美国的量化宽松与国债收益率

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芈大伟也是放弃了“根”和“魂”的典型。芈大伟在其建立的权钱“交易规则”中烂了“根”、丢了“魂”，做起了“两面人”，台上讲反腐、台下搞腐败，自己带头违规违纪，对下更没有底气管理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在芈大伟的错误带动下，公司部分干部纷纷在“捞钱”上“前赴后继”、有恃无恐。最终，6名中层干部因犯受贿罪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
另一方面，央行可能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波动率的提升。“7”这样一个整数点位不应该被视为“禁区”，而更应该视为早晚要打破和丢掉的“枷锁”。中金公司判断，在基准情形下，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以7.12为“中轴”浮动、区间为上下3个百分点左右，即波动区间在6.82-7.42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