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二是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。任何个人都买不起天下的口罩,能保证人人戴上口罩,而只要还有1%的人没有戴上口罩,那之前99%的努力都可能前功尽弃。换句话说,在“最弱环节”问题上,个人努力是远远不够的,只能选择明哲保身,而“最弱环节”的存在就注定了个人明哲保身没法实现。这时候,个人理性的自利选择就是支持政府的统筹安排,每个人都戴口罩,每个人也都有动力帮助别人戴上口罩,这个时候,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是一致的。这里的理性一致,不是什么政治,也不是什么道德,纯粹是个人成本收益汇总而成的集体选择。 此时的集体合作既是人人得益的帕累托最优(Pareto Optimum)状态,也是社会效率最优状态(social optimum)
编者注:非特异性症状(Non-specific symptoms)是指病患提出的症状不一定和特定疾病或是某身体组织有关。在一项针对 1175 名 EHS 患者的双盲实验显示,绝大多数电磁辐射过敏者在不被提前告知的情况下,都无法判断自己到是否处于电磁辐射的环境中,类似的双盲实验至少有 40 多个,结果都基本一致。
然而,上市两年多以来,投资者和许多读者也有了一些担忧。对比这几年的年报来看,公司期刊发行好于行业平均水平,但其近几年的业绩确实存在逐年下滑的情况。自2013年净利润最高达到1.64亿元以来,其业绩就一直处于滑坡,2016年营收7.51亿元,同比下降9%,净利润8425万元,同比下降17%。与2013年相比,短短三年时间,读者传媒的净利润就减少了近50%。
《读者》能否打造一个平台,用内容信息流的方式,把当年的那些读者唤醒,让他们用最直白却又最能感动人的文字,把自己的青春记录下来,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历史见证。就像快手搜宣称的那样:记录世界,记录你。而与快手唯一不同的是,快手的内容是短视频,而《读者》的内容是短文字。
所以,用经济学考察真实世界,的确可以从成本收益理性选择入手,但不能局限于初级微观经济学前三章引介的基础供需均衡失衡关系。 如果把案例们用归纳或引申串起来找出共性,那就是科学,而如果只是孤例套孤例,那就只是故事会。科学还是故事会,就是学者与爱好者的重要区别之一。
非典后A股港股表现差异,可以充分说明问题众所周知,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(SARS)疫情中,无论是感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,中国香港都是仅次于中国大陆的,考虑到两地人口的巨大差异,可以说香港在2003年受非典疫情影响是很大的。但从股票市场的表现来看,你会发现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,A股和港股的表现出现了巨大的差异。A股从6月份开始进入下跌通道,从6月份到11月初,上证综指经历了月线的“五连阴”,而港股则大致从2003年5月开始进入了持续上涨的通道。恒生指数2003年涨幅高达35%,如果从2003年4月底的低点起算,后面的涨幅更是高达48%。